[亞洲週刊] 林沛理:台灣行，香港不行？

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大選過程出乎意料地順利。在全球媒體的注視下，臺灣以民主且和平的方式轉移政權。一時間，臺灣成為亞洲以至世界的民主燈塔。正當世界為臺灣穩如磐石的民主體制喝采之際，香港人眼見民主遙遙無期，紛紛墮入自憐自傷和自我懷疑之中。本地的社論作者、專欄作家和時事評論員在為香港人伸冤和抱不平之餘，都不禁要問：臺灣可以，為什麼香港不可以？

如果抱著這種心態觀察在剛結束的第三十二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中放映的港台電影，不難發現「台灣可以，香港不可以」的情況早已由政治的層面延伸至文化和藝術創作的領域。我在《香港，你還剩下多少》一書中曾經提出，香港人生而自由，自由是香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這種視自由為理所當然的生存條件的心理狀態（sense of entitlement to freedom）構成香港最重要的文化輸出----香港電影----的「香港性」（Hong Kongness）。然而這種香港性在今日的香港電影已經所餘無幾，反而一度氣若遊絲的台灣電影，不僅已經昂首闊步地從侯孝賢與楊德昌的巨大身影中走了出來，似乎更找到了一種「新獲得的自由」（newfound freedom），驟然變得瘦而有力，沒有贅肉，沒有礙事的脂肪，更沒有令人難以負荷的道德包袱。

同樣以同性愛為題材，香港的《無野之城》雖由資深導演劉國昌掌舵，但風格明顯仍在探索試誤之中，電影語言尚欠圓熟，激情場面的處理常見失控；台灣的《花吃了那女孩》雖是導演陳宏一的處女作，但以初試之筆而言，卻是語言純淨、意象豐富，有時更運比如刀、又狠又準，一舉而中主題的要害。

更令香港人汗顏的，是兩片對同性愛南轅北轍的態度。《無野之城》敢於以棒球員正面全裸的鏡頭挑戰香港電影檢查的尺度，但骨子裡卻是保守、怯懦、壓抑，甚至自慚形穢的。劉國昌沒有掩飾他對男性胴體的迷戀，但他同時將同性愛塑造成一種迷惑和迷途。當男人戀上男人，那種難以啟齒的愛不但會消耗當事人的男子氣概，更會威脅當事人所屬的男性組織的和諧穩定和凝聚力。電影裡面那個醒覺到自己是同性戀者的棒球員痛苦，因為他處
於一個「不斷誘惑他，卻永遠不會給他滿足」的環境之中。他必須受到排擠和懲罰，因為他渾身散發著的陰柔與同性戀氣質，使他在一個重視陽剛的組織之中註定要成為他者和異類。劉國昌對這個角色也許真的有幾分同情，但最後還是不得不把主流的社會和道德價值拿出來為他量度、評分和估值。

在影片《花吃了那女孩》裡面，同性愛完全沒有被「問題化」（problematize）。在片中女人與女人擁抱、接吻、愛撫和做愛，彷彿是世上最自然不過的事情。影片的主題是愛情這場遊戲，它的本質和結局不會因為參加者的性別而有所不同。兩個人相愛，不管是男是女，總會有關於支配、佔有、出賣和欺騙的指控和角力，又總會有關於責任與熱情、理想和現實的衝突。在這個意義上，《花吃了那女孩》體現了一種一無羈絆、視保守價值如無物的自由想像和愛情想像。這也是影片最難能可貴的地方。

劉國昌的另一套電影《圍城》以香港多災多難的新市鎮天水圍做背景，他一向善於經營寫實，想不到《圍城》對現實的態度竟是如此曖昧和把持不定，迎之不甘又拒之不忍。結果影片流落在枯燥的新聞報導與煽情的八卦週刊式揭秘之間的難堪處境。反觀同樣寫年輕人崎嶇成長路的《九降風之臺灣篇》既沒有將青春描繪成一團漆黑的絕望，也沒有將它美化為萬里無雲的晴空。在這套片子裏，成長以及常常與它結伴同行的愛情和友情，總是甘中有苦，甜裏帶酸，耐人尋味。較之《圍城》，《九降風之臺灣篇》沒有陷入一般青春片的平庸，是因為兼具抒情韻味和思考精神。大凡優秀的青春片總有導演和編劇的「我」在：這個我不但有感性，還要有知性；不但好奇，還要深思。青春片裏要是沒有這個「我」，很容易就會淪為新聞報導或者奇案追蹤，《圍城》就是一個好例子。
二十年前，劉國昌的《童黨》以逼真的手法寫不良少年的慘澹生命，要言不繁，簡筆如刻而形象盡出。今日他的新作卻被筆輕句短而意味深長的臺灣電影映照得暗淡無光。這或多或少反映了香港電影的不濟已經快到警戒線，再解不了困就會成為江郎。

本文引用自 林沛理:台灣行，香港不行？

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